破解债务迷局：债务置换的风险防控路径

隐性债务显性化，拆解风险暗雷

在经济的大棋盘上，债务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。近年来，债务置换成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一招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回顾 2015 年，首轮债务置换如同一场及时雨，成功化解了 12 万亿元隐性债务风险，使得系统性风险指数大幅下降 35% 。这一显著成效，让我们看到了债务置换在维护经济稳定方面的巨大潜力。

其中，隐性债务显性化是债务置换的关键一步，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基石。在以往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就像隐藏在暗处的 “暗雷”，由于债务信息不透明，市场对其规模和风险难以准确评估，这就容易引发市场恐慌。一旦市场信心受挫，就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冲击。

而通过债务置换，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转为显性政府债券，就如同给这些 “暗雷” 装上了透明的外壳，让其风险暴露在阳光下。例如，按照规划，2025 年预计将 8 万亿元隐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，明确偿债责任和期限。这一举措意义深远，它让市场清楚地了解到债务的规模、用途和偿还计划，避免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无序违约，有效防止了连锁反应的发生，从而稳定了市场信心。

优化期限与利率，化解流动性危机

流动性危机是债务问题中常见的难题，就像资金链条上的紧箍咒，一旦收紧，就可能导致资金周转不畅，甚至引发债务违约。而债务置换在破解流动性危机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，主要体现在拉长债务周期和降低融资成本两个关键维度。

从拉长债务周期来看，将 3 - 5 年的短期债务置换为 10 年以上的长期债券，就像是给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装上了一个缓冲器。以贵州为例，其将 500 亿元城投债从 5 年展期至 15 年，这一举措使得年度偿债支出大幅降低 80% 。原本集中在短期内的偿债压力，被分散到了更长的时间区间，地方政府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安排资金，避免了因短期内集中兑付而导致的资金链断裂风险。这就好比一场长跑比赛，将原本需要短时间内全力冲刺的赛程，调整为更合理的匀速前进，让地方政府在偿债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稳健地前行。

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，通过发行低息债券置换高息非标债务，无疑是为地方政府减轻了沉重的利息负担。2025 年专项债利率低至 1.67% ，而与之相比，高息非标债务利率却高达 7% - 8% 。这一低一高之间的巨大差距，意味着每年地方政府在利息支出上的巨大节省。据预计，每年通过这种方式可为地方政府节省利息支出超 2000 亿元。这节省下来的资金，就如同为地方政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，原本被高额利息吞噬的资金得以释放，可用于地方的经济建设、民生改善等关键领域，避免了因利息滚雪球而导致的债务失控风险。

中央统筹协调，阻断风险传导

在债务风险的复杂棋局中，各地区的债务问题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相互关联、相互影响。一旦某个地区的债务危机爆发，就可能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引发连锁反应，导致风险在不同地区之间迅速蔓延，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严重冲击。因此，中央统筹协调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阻断风险跨区域传导的关键防线。

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定向支持，是中央精准施策的重要体现。中央向贵州、天津等高风险省份发行 2.8 万亿元专项债，就如同为这些在债务困境中挣扎的地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这些专项债能够帮助地方政府缓解偿债压力，确保债务的按时偿还，避免了因债务违约而引发的信用危机。同时，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生改善等领域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。这种定向支持，不仅解决了高风险省份的燃眉之急，更重要的是，有效避免了单一地区债务危机的扩散，防止了风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叉感染，维护了全国经济的整体稳定。

除了专项债的定向支持，中央财政注资兜底也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。中央向国有大行注资 1.5 万亿元，这一行动增强了国有大行的资金实力，使其能够更有力地支持地方基建项目。国有大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，其信贷投放能力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。通过注资，国有大行可以为地方基建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，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。同时，这也有助于防止银行体系因坏账激增而崩溃。在地方债务风险较高的情况下，如果银行体系受到冲击，大量的坏账将导致银行资金链断裂，进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。中央财政注资兜底，为银行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后盾，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，确保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。

市场化工具分散风险，减轻政府压力

在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过程中，市场化工具的运用犹如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为分散风险、减轻政府单点压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。它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独自承担债务风险的格局，引入了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灵活的市场机制，让债务风险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得到合理分散和有效管理。

地方资产管理公司（AMC）的积极参与，是市场化分散风险的重要举措。以浙商资产为例，其收购 200 亿元不良资产的行动，犹如一场及时雨，滋润了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。通过债转股这一巧妙的金融手段，浙商资产将债权转化为股权，不仅帮助企业优化了财务结构，减轻了债务负担，还为企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。数据显示，在浙商资产的努力下，60% 的企业成功扭亏为盈，实现了从困境到发展的华丽转身。这一过程中，风险也从政府顺利转移至市场化主体。AMC 凭借其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，能够更有效地对不良资产进行评估、处置和运营，从而降低了风险的集中程度，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抗风险能力。

城投平台的转型，则是另一个关键的市场化举措。推动 300 家城投公司剥离政府职能，转型为市场化运营主体，这一变革意义深远。以云南城投承接中老铁路 PPP 项目为例，这一项目的成功运作，标志着云南城投在市场化转型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在传统模式下，城投公司与政府信用紧密绑定，政府往往需要为城投公司的债务承担隐性担保责任。一旦城投公司出现债务问题，政府的财政压力将陡然增大，风险也会迅速向政府聚集。而通过转型，城投公司能够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参与项目运作，根据市场规则和自身实力进行决策和运营。这不仅切断了政府信用与城投债务的绑定，降低了政府的债务风险，还为城投公司自身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。它们可以更加灵活地整合资源、拓展业务领域，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强化监管与预警，前置风险防控

在债务风险防范的征程中，强化监管与预警机制犹如一双敏锐的眼睛，能够提前洞察风险的蛛丝马迹，将风险防控的关口前置，从源头上遏制债务风险的滋生和蔓延。它是债务置换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，为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

财政部建立的 “全口径债务动态监测平台”，是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利器。这个平台犹如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监控网络，实时追踪着 12.6 万家地方国企的债务指标。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实时采集、分析和处理，平台能够及时发现债务风险的异常变化。一旦某个地方国企的债务率超过 300% 这一警戒线，平台就会迅速发出预警信号。监管部门会根据预警信息，对该主体实施融资限制，限制其新增债务规模，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债务风险。这种精准的监管方式，就像给债务风险装上了一个 “紧箍咒”，有效遏制了高风险主体的盲目举债行为，防止了债务风险的进一步积累和恶化。

从 2025 年起实行的新增隐性债务 “一把手” 终身问责制度，则是高悬在地方政府官员头上的一把 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这一制度明确规定，对于新增隐性债务的行为，无论责任人在何时何地，无论其职务是否变动，都将被追究终身责任。这意味着，地方政府官员在决策举债时，必须要谨慎权衡利弊，充分考虑债务的偿还能力和潜在风险。因为一旦违规举债，他们将面临严厉的问责和法律制裁，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职业声誉都将受到严重影响。这种强有力的问责机制，从根本上遏制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冲动，促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债务的合理规划和管理，确保债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。

筑牢防线，警惕隐患

债务置换通过透明化债务信息、重构偿债周期、分散风险承担主体这三大核心机制，如同构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。它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，在化解债务风险、维护金融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然而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在享受债务置换带来的积极效应时，还需警惕潜在的风险隐患。部分地方政府可能会因短期压力得到缓解而放松警惕，再度陷入违规举债的泥潭。这种道德风险一旦发生，将会使前期通过债务置换所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债务危机。就像一些曾经在债务困境中挣扎的地区，在得到债务置换的支持后，经济压力稍有减轻，便又开始盲目举债进行一些不必要的项目投资，导致债务规模再次膨胀，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

大规模的债券发行会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，引发利率波动。如果在债券发行过程中，没有央行的流动性对冲措施相配合，如降准、MLF 操作等，市场上的资金供求关系将会失衡，债券的供给大幅增加，而资金的需求相对不足，这必然会推高市场利率。市场利率的上升，会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提高，增加企业的经营压力，抑制投资和消费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。

面对这些潜在风险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未来，需持续完善财税体制，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划分，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来履行其职责，减少因资金缺口而产生的举债冲动。同时，要建立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，对于那些无法偿还债务的主体，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处置，避免风险的积累和扩散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实现风险化解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平衡，确保经济在稳定的轨道上持续前行。